癌痛,中国多少的患者只能强忍而得不到疼痛治疗

癌痛是什么感觉?

「比如你吃一粒米,从放进嘴巴里那一刻起,这粒米在身体里哪个器官,哪里就痛不欲生,吞口水就像是吃碎玻璃渣子。」

「头痛的感觉就像是持续坐了好几天过山车缺氧眩晕。」

「还有排大便的时候,要是能拉肚子就是福气,明知大肠和肛门那里最痛,却也要往那儿用上全身的力气。」这些疼痛症状会一直在,反反覆覆,不断加重,没有尽头。这就是那些癌痛患者所经历的。

因为癌痛,她选择了死亡

「经常有很多患者和家属打电话说,我们家谁谁谁痛的不得了,你能不能帮帮他,让他舒服一点。太多的癌症晚期患者,最后走得很痛苦。」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玲介绍道。

而说到癌痛,郑爱珍(化名)的癌痛葬送的不仅是自己,还有和她相依为命的老伴。

70岁的孙叔村与67岁的郑爱珍,家住武汉汉南区纱帽街。孙叔村是三级伤残,妻子的照料是他这些年生活的唯一支柱。

2013年3月,老伴郑爱珍被检查出乙状结肠癌晚期伴有肝脏多发性转移。身体多项指标显示她并不宜手术。一个月后郑爱珍出院,但因病情恶化,老人疼痛难忍,难以进食,卧床不起。三个儿子外出务工,照料郑爱珍的重担落在行动不便的孙叔村身上。

据当地媒体报导,郑爱珍在电视里看到有「水葬」一说,认为人死了沉入江中,很干净,又不给儿女添麻烦。于是便苦求老伴将她送到江边,「想尽快了结此生」。老人还说,她这辈子都听丈夫的,「送我到江里去,这事一定要听我的」。丈夫只得答应。

「送患癌老伴沉江,老伴在江面飘数百米,老汉也追了数百米,最终眼睁睁看着老伴溺亡。

最后,这位自己也已经70岁的老人因故意杀人罪获刑4年。」陆军总医院肿瘤科负责人张宏艳在谈到我国疼痛治疗困境时,提及这个发生在2013年的悲剧仍然满是惋惜和无奈:「这是疼痛治疗的失败,也是医疗界的悲哀。」

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?

「这类悲剧本可以避免,大部分疼痛都能在药物治疗下得到控制,但我国竟然还有那么多患者,因为忍受不了疼痛而自杀。」张宏艳告诉记者,其实疼痛抑制治疗是癌症姑息治疗的一部分,是可以治疗的,但在现实的中国目前关于止痛药物的使用非常不充分。

2016年,我国用于癌症镇痛的所有药品的销售额加在一起只有15亿,而中国医药市场销售额保守估计两万亿,也就是说,15亿的镇痛药占了0.07%,不到0.1%。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三百多万,约2/3的主流患者都会有疼痛,其中很大部分是剧烈疼痛。显而易见,这一类药品在中国使用非常不充分。

扛不过去的癌痛,他选择了吗啡

相比郑爱珍老人的遭遇,67岁退休老教授王广义(化名)则幸运得多。

坐在记者对面,王广义苦笑了一声:术后病情复发,一天下腹部和腰部的疼痛让我都感觉不到下半身的存在了。

第二天查房,医生建议请疼痛科医生来会诊。王广义很犹豫,「因为害怕如果长期服用止痛药,会不会上瘾?于是对医生说,再试一晚,实在不行再说。

让王广义没想到的是,就在当天晚上,疼痛更加勐烈,说到这,这个现在看起来精神矍铄的老人紧皱了眉头,抬起左手想比划着什么,却又放下了,停顿了几秒继续说,你一定想像不到,有几个瞬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人间,还是在地狱。

第二天在看到疼痛科医生时,王广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:我不怕死,但我怕疼。

最后,疼痛科医生为王广义开了一盒盐酸羟考酮缓释片,后续开具了少许吗啡。在那以后,王广义说,没了疼痛的折磨,仿佛又回到了人间。

韩济生院士表示,吗啡在中国使用率较低有着诸多原因,一方面是公众对于吗啡的误解,一想到吗啡,就想到鸦片战争,印象非常不好;另一方面,我国严格控制吗啡,民间也不敢用。

从医学角度来看,吗啡有止痛镇静之用,是一个天使;如果用在享乐,吗啡则是魔鬼,所以应该减少或者消除吗啡在医学上应用的恐惧感,依照规则来用吗啡,该用而不敢用不是医生吃亏,而是患者吃亏。

中国麻醉药品协会会长田卫星告诉记者,鸦片类镇痛药的临床合理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使命。要想让吗啡在姑息治疗上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,避免纠纷,精准、科学的标准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。

吗啡医疗使用量增速高于全球,也不够

王广义曾说:「救救我吧,我不怕死,但我怕疼!」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他没说,他痛得连死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「很多癌症晚期患者从前都是有尊严、很体面的人,他们不想轻易让别人看到自己屈服、狼狈的样子。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暨老年肿瘤科陈钒说,这些患者基本上在最初特别痛的时期都不会说出来。但疼痛级别达到7~8级时,痛苦是常人不能想像的。

我国目前像王广义这种能得到有效治疗的患者比例少之又少,对吗啡、鸦片类药物谈及色变,实际上,阿片类药物用于医疗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,最初用于慢阻肺的病人,后期逐渐用于癌痛癌症的患者唿吸困难。其实只要合理科学使用,这就是所有癌痛患者的最大福音。

「2012年,欧洲唿吸专业委员会、美国胸科、加拿大胸科学会把吗啡用于唿吸困难写到指南上,大部分中国人却还在犹豫吗啡该不该用,全世界123个国家吗啡用量统计中,中国位于107位,处于非常低的水平。」

对比中美癌痛治疗现状时,李玲医师表示:「美国的姑息治疗与临终关怀的已有较为成熟的专业体系和管理规范。吗啡用于癌症疼痛的治疗是规范和安全的。」

在谈到吗啡与疼痛治疗、姑息治疗时,田卫星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,2000年我国吗啡医疗使用量只有211公斤,去年达到1.6吨,增长了7.5倍。同时2000年全球吗啡消耗量是20.3吨,去年全球吗啡消耗量39.6吨,增长不到1倍,我国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球的增长速度。

据2016年国际麻管局相关报告,2015年吗啡在美国的消费量是19.6吨,加拿大4.2吨,奥地利1.8吨,法国1.7吨,中国1.6吨,德国1.5吨,英国1.4吨,也就是说,中国13亿人口,占世界人口20%,可我们在吗啡的医疗使用方面才占4%。「另外,即使把其他所有重度疼痛止痛药加在一起,中国人均消费此类药品排名第88位,这说明我们对病人的人文关怀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」

止癌痛,唿唤有法可依

一位患者家属以「给临终患者使用过量吗啡」,把陆军总医院(原北京军区总医院)肿瘤科告上法庭),健康时报全程旁听时发现,目前我国对于吗啡使用上还没有统一、完善的标准和指南。

「关于吗啡使用,目前只能查到一个国家食药监局在1998年发的文件,但2005年就被废了。」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刘凯表示,大夫给患者使用吗啡量和详细的对应症状,国内没有常规,鑑定结果时可依靠的依据也没有。

如何让癌痛患者可以「正大光明」地止痛?如何让医生在发生纠纷时「理直气壮」?韩济生介绍,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愿望:建立中国止疼战线联盟,「虽然这个联盟一直没真正建起来,但现在已经看到了曙光。」

如何避免癌痛是安宁疗护最为重要的一环,2017年2月9日,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印发安宁疗护实践指南(试行)的通知,其中对镇痛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指定了梯级规范。

2017年3月,广东省率先制定《超药品说明书用药指南》,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会长、中日医院全国疼痛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樊碧发介绍,在此之前,中国医药学会将用药根据列为五个层次,对全国的药检会起了指导作用,相当于给中国的医生超说明书用药开了一个绿灯,接下来的相关指南有望陆续出台。

2017年8月,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、陆军总医院专家组刘端祺曾在一次关于姑息治疗的座谈会上说,在国家卫计委一个关于安宁疗护工作的会议上,已通过了出现唿吸困难的时候,可以使用阿片类药物缓解的意见。

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表示,医生如何使用吗啡,能否使临终患者得到安宁,直接关系到在不能让患者完全脱离癌痛时,是不是让他走得更安宁。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去做,最终受害的是患者。

「姑息医生站在被告席」最终落幕,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,宣判医院胜诉。樊碧发表示,法律终于成功为吗啡的合理使用正名,还医生清白,这是我国疼痛治疗的重大里程碑,但这条路其实才刚刚开始走,未来,道阻且长,任重道远。

「这世界这么美好,我们哭着来,总要笑着走才好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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